泽伯姆曾明确表示，他在逻辑哲学的研究中宁可追随胡塞尔的非语言主义立场。这也是笔者始终认同的基本立场，并因此视他为同道。当然，泽伯姆采纳这个立场有其自己的理由或原因，主要是在于：他通过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包括通过对奎因和海德格尔之间特殊对立的分析而得出结论：“语言主义在逻辑哲学的基本问题方面始终是‘模棱两可的’。”[43]

　　当然，反过来说，现象学的直观哲学立场也未见得就能提供胡塞尔所追求的那种完全充分的明见性和自身被给予性，否则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会比自然科学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在现象学后期的发展中，对直观和领悟的过多诉诸的确已经导向某种程度的神秘性。但纵使如此，相对于语言主义的立场而言，它在逻辑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探讨上至今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把握的可能出发点。[44]

　　事实上，本质直观并非现象学的专利，例如数学家和普通人也在运用它。一般说来，在对红的事物的感性感知和对红的观念的本质直观之间只需要有一个目光的转向。但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当然也包括胡塞尔，囿于各自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出发点，因此，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也似乎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无所收益的命运。但是，或许对维特根斯坦作为心智哲学家的可能性的探讨，对弗雷格（可能还有布伦塔诺）作为沟通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之可能性的探讨，最终可以为解决某些实事性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M. 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的序言中曾表达过一个希望：“本书是由因为分析哲学的实践者撰写的。尽管我一直关注的是说明这两个学派的创建者在二十世纪初相互有多么密切，当时在他们发生分歧的地方，我也只能站在分析派一边进行论证。如果有一本书涵盖同样的范围，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撰写的，它就会是一本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同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有人会写这样一本书。”[45]

　　这更是笔者作为现象学实践者的一个衷心期望！因为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确应当被看作是两条思想河流的发端（达米特将他们比作多瑙河与莱茵河的源头），对其起源、流向和归宿的分析很可能会——如达米特所言[46]——导致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想进化的最重要的和最令人困惑的特征的揭示，并且有助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学派对自己历史和对方历史的理解。

主要参考文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1900/1901年第一版，1913/1921年第二版，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99年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哈雷，1913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莫里茨·石里克：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und Lehrbücher， I.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18， 21928

　　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柏林，1928年，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维克多·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Gesprche， aufgezeichnet von Friedrich Wai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in: Albert Raffelt (Hrsg.) Martin Heidegger weiterdenken， München/Zürich: Verlag Schnell & Steiner 1990

　　徐英瑾：“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78－86

　　——“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略论逻辑形式》”，载于：《哲学门》，总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146

　　——“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载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辑，页310－324

　　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

　　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

　　罗撒丽娅·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

　　[①]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0年，页68；进一步参阅该书页8。

　　[②]此外还可以参阅：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logie und phnomen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50， als Hua III/1， 1976；中译本：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79（以下简称为：《观念》I）。

　　[③]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页7。

　　[④]参阅：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29。

　　[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节；转引自：陈嘉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2005年中山大学讲演稿。

　　[⑥]对此问题可以参阅：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R. 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以及徐英瑾的三篇文章：“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78－86；“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略论逻辑形式》”，载于：《哲学门》，总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146；“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载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辑，页310－324，尤其是其中的第三节，页319－324。

　　[⑦]《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页63。

　　[⑧]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und Lehrbücher， I.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18. 石里克的最后一句引文可以参阅：Husserl， Ideen I， 页5。

　　[⑨]或者也可以用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回应的说法：用一种“过于尖锐”(überscharf)的口吻。（参阅：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21925， S. 127， Anm. 3）

　　[⑩]这个回应的全文是：

固然，我曾一再要求付出“艰苦的研究”。但这并不有别于例如数学家对任何一个想参与对数学事物的谈论、甚至敢于对数学科学的价值提出批评的人所提的要求。无论如何，对一门学说不付出为把握其意义所必需的研究，却已经对它进行批评，这就违背了文献之认真性的永恒规律。要想深入到现象学之中，必须付出辛劳；凭借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学识以及任何历史哲学的学识是无法免除这种辛劳的，它们只能减轻这种辛劳。但是，每一个承受这种辛劳并且起而达到那种罕为人所施行的无成见性的人，都会获得对这个科学基地之存有的无疑确然性，同样也获得为此基地所要求的方法之特权的无疑确然性，正是这种方法，在这里与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才使得概念上确定的工作问题有可能具有共性，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真与假做出确然的决断。我必须再次强调，M. 石里克的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偏离，而是他的整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