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如果采取把语言表达与语言活动、甚至人类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观和哲学观，例如言语行为理论、普遍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观，那我们如何运用践言冲突方法呢？当我们遇到某个言语行为时，例如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的论断，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第一人称的自我反思吗？是的。其中涉及包含自身的普遍性断言吗？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言语行为，在做出断言的同时，是否与其所预设的有效性前提发生冲突。倘若的确冲突，我们就可以说，由于它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有效性或可理解性，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践言冲突。

注释：
　　[①] 据不完全统计，有“行动表现的矛盾”、“完成行为式的矛盾”、“述行矛盾”、“施为性矛盾”、“执行性矛盾”、“践行矛盾”、“操作矛盾”、“实践矛盾”、“作言冲突”、“实施矛盾”等。

　　[②]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7.

　　[③] J. R. Searle， How Performatives Work.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vol. 12， no. 5 (1989)， pp. 535-558.

　　[④] 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262页。

　　[⑤] D. Robinson， Introducing Performative Pragma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4.

　　[⑥] 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9；参见B. Smith， John S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

　　[⑦]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94.

　　[⑧] E. LePore and R. V. Gulick，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p. 19。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⑨] 另外两个原因是：（1）在哲学译名中，constative被广泛地译为“断言（的）”，其特征是有所断定而具有真值；这样“践言”与“断言”词义相对而构词相仿，似乎较为合适；（2）施行冲突或施行矛盾都会构成动宾词组，容易产生误解。

　　[⑩] J. Hintikka， Cogito， Ergo Quis Est.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50， no. 195 (1996)， pp. 5-21.

　　[11]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1， no. 1 (1962)， pp. 3-32.

　　[12]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6；参见：J. Hintikka，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s and Existential Commitment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56， no. 3 (1959)， pp. 125-137.

　　[13]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 12.

　　[14] J.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as an Inference and a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2， no. 4 (1963)， p. 489.

　　[15] R. Auxier and L. E. Hahn (ed.)， The Philosophy of Jaakko Hintikka.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p. 339.

　　[16] K.-O. Apel，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p. 275.

　　[17] H. Albert， Treatise on Critic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19， 72.

　　[18] K. Baynes， et al (ed.)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pp. 259-260， 265-267.

　　[1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 80.

　　[20] 不过，哈贝马斯的去先验性主张与阿佩尔的先验性要求都试图基于语言的交往行为改造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参见：J.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3， Chapter 2 & 4。

　　[2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266、273页。

　　[22]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xiii.

　　[23] T. Honneth， et al (ed.)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 266.

　　[24] M. J. Matustik， Habermas on Communicative Reason and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47 (1989)， pp. 143-172.

　　[25]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中译本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往往被译为“内在矛盾”、“明显的矛盾”，似乎不够确切。

　　[26]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p. xvii.

　　[27]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8， no. 4 (1996)， pp. 735-760.

　　[28]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65-67；参见S. Whit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

　　[29]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100; M. Morris， On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Habermas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Reason. pp. 744-745.

　　[30] 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哈贝马斯对这一重要的方法缺乏系统说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著作中，哈贝马斯越来越少用践言冲突这个术语，而更多地使用“必要的预设”、“强理想化”等概念，但基本精神是类似的。参见：M.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 172。

　　[3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8页。

　　[33] 新维特根斯坦派的主要观点可见于C. Diamond， The Realistic Spiri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M. Kèolbel and B. Weiss (ed.)， Wittgenstein's Lasting Signific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46-99。正统派的观点参见：P. M. S. Hacker， 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 In The New Wittgenstein， A. Crary and R. J. Rea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0.

　　[34] J. Schulte，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46.

　　[3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87页。

　　[36]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1， § 119.

　　[37] Wittgenstein， Ludwig， On Certainty. G. E. M. Anscombe and G. H. v. Wright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74；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引用时按惯例标注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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