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这些现代哲学家，皆反对传统欧洲美学的思维范式，分别提出了艺术作为“存在真理”、“生活形式”、“完满经验”的思想，在美学沉思中都走向了生活。不仅如此，当代美学家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美学的新的生长点。沃尔父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重构美学》、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正在编的论文集的《审美泛化》和阿诺德·柏林特的《审美介入》，都聚焦在审美与生活的之间界限的日渐模糊。由此出发，柏林特在《重思美学》里还直接对康德的审美非功利原则提出批评。还有理查德·舒斯特曼千禧年的新著《活生活的生活》，也试图在杜威思想基础上来重建一种生活化的美学。

只不过，当代欧美美学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同当代中国美学所直面的问题并不相同，它要力图摆脱的是占据主流的分析美学传统，特别还要面对艺术终结后的美学境遇。
　　再次，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中，历来就有“生活美学化”与“美学生活化”的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化看来，美学与艺术、艺术与生活、美与生活、创造与欣赏、欣赏与批评，都是内在融通的，从而构成了一种没有隔膜的亲密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家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他们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地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从庄子的“美的哲思”再到明清的小说批评，那种生活见识与审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渍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
　　所谓“日常”的生活，顾名思义，就是一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个体享有的“平日生活”。每个人都必定有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人们得以生存和消费的根本基础。马克思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正是此意。但是，日常生活不仅包括这些基础的方面，而且，还包括在个体消费、家庭生活、私人空间内进行的主体间性的人际活动，还包括日常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各种精神活动。日常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从消极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自明的、熟知的、惯常的世界，具有私人化、反复性、封闭性的特点。“在平日中，活动与生活方式都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机械过程。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等等的创造性和可靠性是不曾被人感知的。它们未经考查、未被发现，但是却简捷地存在着，并被看作囊中之物，看作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它又是一种活生活的、基本经验的世界，具有混糅性、原发性、奠基性的特点。
　　在日常生活之中，现实的个人总以各种形式将自身对象化，他们一方面通过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来塑造自身，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世界反过来也对人加以限定与规定。前者指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活动的对象，后者指的日常生活世界则是人们生活的背景，它们是交互规定着的关系。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是基于一个特殊层面上的对象化是在‘既成的世界’的层面上，即是说，这是人出生于其中，他必须在其中学会演习，学会对之加以操纵的环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并不只是作为与公共生活相对待的私人生活，尽管日常生活要植根于私域空间，但是日常生活世界并不就等于私人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也有可能在一定的公域空间内实现。同时，它也不是与高雅生活对峙的通俗生活，整个世代的人们(无论如何划分阶层)其实都将日常生活世界视作“自然氛围”一般，从而曾经地、正在地而且即将地生活在其中，除非他们遭遇个体的死亡。
　　无可否认，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边界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与日常生活恰恰成为了相对物。这便是“非日常生活”世界。如果说，日常生活状态大致相当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谓的“当下的”、“上到手头的”的“上手”(Zuhanden)状态的话，那么，非日常生活则保持着一种“现成的”、“摆在手头的”的“在手”(Vorhanden)状态。“上手的东西的日常存在曾是十分自明的，甚至我们对它都不曾注意一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曾在意“为何上手”或“何以上手”的问题，从而保持着一种“无意”的自在状态。这样，上手的东西的“合世界性”也就显现出来。但一旦人们“有意地”打断这种熟知的生活，那么，“上手东西的异世界化便同时发生。结果在它身上就映射出‘仅仅在手的存在’”，这也就是日常生活过程的中断与非日常生活的凸现。而且，日常生活只有在这种非日常生活出现之时才成其为“问题”，才能显露出自身的存在，在手的东西就是“可以加以专题把握的东西”。道理很简单，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由于其“无意”性并不能返观自身，而只有在其时间被阻断后才能“有意”观之，从而尽显其平日性和日常性。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相互分化，正是在这种撞击中划分出边际的，“无意”要由“有意”来区隔和显现。

　　从历史的嬗变来看，非日常生活是从日常生活之中逐渐脱胎而孳生而来的;从理论的逻辑来看，日常生活对非日常生活亦具有必然的“奠基性”，每个人都要过日常生活，但并不必都要时时过非日常生活，但二者却共同构成人类现实活动及其世界。可以说，日常生活就是非日常生活的泛化而坚实的基础，甚至“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非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的独立，实际上是较早人类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其实就是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非日常生活形式。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真正分工的开始，“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这样，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的形成便得以可能。这是由于，只有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再生产真正成型之后，特别是随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社会的组织化和体制化(如阶级和国家)才能得以形成，人类的精神和知识的生产才能稳固和传承下来。这样，作为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公共生活，科学、哲学、宗教的社会化精神生产最终获得了形成的条件。这些赫勒所谓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方面，其实，还是非日常生活历史发展的产物。
　　质言之，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自在”生活，比较而言，非日常生活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自觉”生活。这两种生活的情状区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与“在手状态”的差异，前者是“合世界性”的，后者则使前者“异世界化”。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美的活动虽然属于日常生活，但却是与非日常生活最为切近的日常生活;它虽然是一种非日常生活，但却在非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活离得最切近、最亲密。美的活动，正是位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特殊领域，毋宁说，美的活动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从日常生活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这些非日常生活的精神生产领域，具有一种本然的延续性。美的活动，就是介乎这两种生活之间的特殊类型的生活。胡塞尔就曾指出，就连科学这样的非日常生活，或者说“客观—科学世界的知识也是‘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我明见性之上的……只要我们不在陷于我们的科学思维，只要我们能够察觉到我们的科学家也是人，并且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生活世界。”虽然我们并不能同意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但是，他带来的启示却是:非日常生活的确是奠基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只不过，非日常生活的不同部分与日常生活的之间的关联有亲疏程度的差异。与科学的量化世界、哲学的概念世界、宗教的超升世界不同，美的活动与日常生活是最具亲密关系的。试想，无论是用冷冰冰的科学范畴去“区分”和“计量”世界，还是用思辨概念去“抽象”世界、用宗教体验去与神明“交流”，都不如美的活动那样“活生生”地把握现实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来建构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与此同时，这种建构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众所周知，当代英美美学仍以“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为主流传统，这种传统的狭隘之处就在于只关注于艺术，仅以艺术为中心，从而使得其它可以被审美的文化内容难以被纳入到美学视野之内。然而，就连艺术本身也面临着“艺术终结”(the end of art)的难题，美学需要找寻自己新的学科方向。
　　目前，作为“艺术哲学”(art philosophy)的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or natural aesthetics)，“日常生活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已经成为全球美学的三大主流，这是当代国际美学的“大势所趋”。2006年6月，国际美学协会(IAA)的各国诸位理事来到中国举办理事会，在同时举办的“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笔者遇到了当今国际美学协会的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先生，在与之的交流当中，他就持这种观感，认为在当下区分出——“艺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自然美学”意义上的美学(亦即英美术语中的“环境美学”)和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理论的美学——这三种“主要美学形态”，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显现出当代全球美学的三个主要发展方向，由此可见，“生活美学”的建构亦具有了一定的“全球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