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非常复杂，其中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又经历了艰难的挫折和倒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是一场艰难的革命。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才开始从苏联和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实践美学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对“后马克思主义美学”时期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清理，“他将文艺从‘从属政治’中分离出来”。邓小平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工作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他的文艺思想确立了文艺的自主性，同时也确立了美学的自主性，从而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邓小平的美学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为和谐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和谐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和谐美学的主要内容
　　
　　对于美学的本质和规律这样的问题，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对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和要素，人们仍然有一定的共识。审美活动包括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环境以及审美关系，和谐美学的建构在审美活动的这几个方面有特殊的内容。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新的和谐美学的建构，以和谐、统一、均衡、健全作为美学的基本原则。和谐美学要求重视整体、统一、均衡、健全等基本价值，重新审视现代性所带来的割裂、刺激、偏激、矛盾和张力等一系列问题。和谐美学要求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环境、审美关系这四个方面在自身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相互之间的辩证统一。通过和谐美学实现感情与理性的统一，审美与其他社会实践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从而在统一与和谐当中实现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并达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具体而言，和谐美学不但要求审美主体的健全，审美客体的均衡，审美环境的和谐，还要求审美关系的统一。
　　
　　(一)审美主体的健全
　　关于美的本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美是客观存在于对象当中的形式与内容，另一种看法认为美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与头脑当中，美是人类的主观意识。这两种观点都未能完全体现美的本质，而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美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当中与对象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审美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人类精神层面上的实践。因此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其主体就是人类自身。和谐美学的建构，不能离开审美主体的和谐及健全发展，不能离开人的心智健全和全面发展。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但造就了社会的现代性，也造就了人的现代性。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与科技，普及的现代教育，一方面带来了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现代性的问题。这些现代性的问题也体现在人性之上。这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人对物的占有和人的异化、物化并存。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的理性，增强了人类对理性的盲目自信，并使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在人类理性盲目自信的前提之下，人类欲望无限膨胀，并产生了数量崇拜，刺激和欲望的膨胀本身成了目的，“优美感让位于崇高感”。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带来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使个人成为社会机器当中的—个零件，个人的主体感丧，人性因此被异化、物化，“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人们的心理极不健全，人格被严重扭曲。恋物癖、恐惧症、焦虑等精神症状程度不等的在社会各个角落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现代病在中国已经开始盛行，金钱至上、肉欲、享乐和感官刺激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而撕裂、凌乱、夸张、变异、颠倒也慢慢地成为社会审美的形式标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偏怪和不健全，既是社会畸形的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畸形发展的原因。
　　和谐美学的建构，必须从建设和培育健全的审美主体着手，即必须培育健全的个人。“人的和谐主要是人格的和谐与心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超越了物质局限的自由的人——审美的人。”人的和谐发展要求摒弃现代性带来的病态。实现生理与心理的健全发展，促进感情与理性的均衡和谐，提升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之间的统一协调。
　　
　　(二)审美客体的均衡
　　审美活动既是主体性活动，也是对象性活动。审美活动无处不在，审美对象也无处不在。审美客体，就是审美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其实也是人类生活的对象世界，它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关系客体，简而言之，就是大自然、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学的建构不但需要人自身的和谐与健全，还需要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
　　在古典的美学世界当中，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相对停滞、稳定的状态中实现和谐的。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和现代社会的兴起，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和谐。随着整个人类主体性能力的增强，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利用和侵害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不和谐的自然界。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地质灾害、气候反常、森林焚毁、物种灭绝都是现在大自然面临的紧迫问题，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而且自然环境的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迫切。就社会而言，社会结构被颠覆，社会的无序性加大，传统的社会规范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在此背景之下，冲突、骚乱、社会运动、革命成为社会政治问题的必然表现。而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问题，包括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失业与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上的不力以及大量的社会问题。“人们取得财富的手段是压倒别人，在财富的分配上往往是两极分化。”失衡的大自然、冲突的社会、紧张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面对的审美客体。这样的审美客体不可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更不可能产生和谐之美。

和谐美学的建构要求人们建设和谐的审美客体，即和谐的大自然、社会和人际关系。这就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发展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因此，和谐美学的建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互为一体的，和谐美学的建构要求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美学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审美环境的和谐
　　审美活动是一种实践的对象性活动，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当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审美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它只能在布迪厄所说的“场域”中发生。而人类活动的场域，其核心因素就是社会文化与意识，是需要加以阐释的文化背景，审美活动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说，除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作为审美场域的核心因素，构成了审美活动的环境因素。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特征是文化的冲突与多元，以及文化领域的斗争层出不穷。在西方社会而言，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号，从而产生了斯特劳斯所谓的“众神之争”。多元的文化、亚文化不断产生，社会共识越来越少以至于形成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合法性危机”。在全球层面来说，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已经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恐怖主义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而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文化的地位不断降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日趋明显。孟繁华等人提出当代中国的文化图景由正统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系统组成。中国现有的社会文化乃是由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这三套价值体系形态组成的。由这三套价值体系又分化组合成各种不同的亚文化系统，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从而导致“当前中国的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较深程度的分化现象，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分化较为剧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群落，并产生了一定的隔膜、壁垒乃至冲突”。在文化多元以及价值冲突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面临着严重的冲突，因此在审美上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包括个人自身的撕裂、人际之间的碰撞和群体之间的冲突。这种现状违背了康德对美的基本期待，更不可能产生和谐的审美环境。
　　和谐的审美环境的建构就是要在全社会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和谐的社会文化并不意味着一种思想观念的专制，恰恰相反，它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然而在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上，人们应该有一些底线性质的共识。在这些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各种亚文化可以共同发展，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才能推动文化的共同发展，从而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正是在底线性质的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有一个基本判断，不会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之中，从而形成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