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一项全新的司法活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源于中央提出的“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本文立足于量刑程序规范化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从量刑程序的公正、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等角度论述其在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依法审理，规范量刑，严格执法，保证个案的公平正义，进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司法昌明、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量刑程序规范化 司法公正 量刑建议权
　
　　量刑规范化是指法官在裁量刑罚的过程中，以规范的量刑程序为手段，立足于量刑实体，作出规范、公正的量刑判决。量刑规范化的“量”是裁量，“刑”是刑罚。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对于被告人而言，规范的量刑程序，是其对司法公正的直接体验。

　　一、量刑程序的公开、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

　　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院法官本身对个案判决的正确性、准确性没有质疑，更要求作为判决承受体的当事人能切实体验到判决的公正性。量刑程序的规范化作为司法公正的保障，本身应当是公开、公正、透明、独立的，这就要求庭审过程中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刑事审判中存在三种审理方式：简易审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程序、普通程序审理。在前两种审理程序和被告人认罪的普通审理程序中，由于被告人认罪，对自己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多大争议，更关心的是希望自己良好的认罪态度换来较轻的刑罚，量刑程序使其能够积极的参与庭审过程，充分发挥量刑程序的作用，通过质证、辩论使被告人明确自己的量刑情节对最终判决所起的作用，以增强其对判决的信服，所以，一般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的第一轮辩论就可直接围绕量刑展开。
　　在普通程序审理过程中，尽管也规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犯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进行分别的举证、质证、答辩，但是由于有时犯罪事实本身包括一部分量刑事实，如被告人本身未成年，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受到被害人的反抗致使犯罪未遂等。在已经确定将量刑程序纳入庭审过程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庭审过程中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的连贯性、衔接性，就要求办案的法官本身具有较强的庭审驾驭能力，在庭审中遇到被告人、辩护人、公诉人在定罪程序抓住量刑事实不放的情况时，及时有效地将双方争议的焦点重新纳入正常的庭审程序。同时针对双方已经在定罪阶段举证质证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法官应建议双方补充，而不再重复，以免浪费司法资源。

　　二、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量刑程序基本独立之后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庭审中平衡双方的地位，使双方针对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进行全面、深入的举证、质证，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1.将被告人对量刑的意见纳入庭审，使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注重定罪事实的前提下，增强对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的重视程度，也开始关注如何在诉讼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方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时案件被告人在自己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相对的其辩护人所做的也是无罪辩护，其不同意参加审理量刑问题，《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被告人不认罪且不同意参与审理量刑问题的，合议庭应当告知其有权提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意见和理由，记录在卷后，法庭审理继续进行。”这虽然保证了被告人和辩护人无后顾之忧，即使被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的辅助证明其罪行轻重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也能被综合考虑，但是这些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因为没有经过当庭的举证、质证，法官在最终定案确认时，对于被告人和公诉人这些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应如何取舍就成为一大难题。
　　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若被告人和辩护人做无罪辩护，在法庭和公诉人的双重压力下，被告人为了寻求自首、认罪这一从轻、减轻量刑情节的成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后陈述阶段往往当庭认罪，这样一来，量刑情节的规定反而成为了被告人放弃自己辩护意见，“屈从”于国家公权力的一个诱因，最终当法院的判决与自己所期望的刑罚差距较大时，就认为司法不公，法律不严，法官不廉，以此为由上诉、闹访。
　　2.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量刑请求权，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对个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的手段。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一方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标准，促使办案法官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客观上实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检察机关对于各个刑事案件均能表示量刑意见，此项由检察官向法院所表示的量刑意见纵在形式上未必拘束法院之量刑，因为其为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所表示的检察官的意见应受法院密切之注意，无形中对法院量刑予以影响，促使法院在检察官求刑之范围基本情形科以被告适当之刑罚”；另一方面，作为检察机关对立方的被告人也能以此为契机，积极、有针对性地行使自己的量刑辩论权，增强其对量刑过程的重视程度，增加对判决的认同感。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量刑建议权提出的主体是谁，是公诉人，还是检察机关；二是如何在量刑建议权的稳定性和被告人量刑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之间实现平衡性。
　　首先第一个问题，对于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议的个体只能是公诉人基本没有异议，但是针对具体个案，尤其是被告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实践中一般要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为此，检委会不仅会讨论案件的犯罪事实确定定罪问题，而且会讨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适用怎样的量刑幅度。针对经过检委会讨论得出定论的案件，作为公诉人其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本身是检委会的意志反映，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中检委会一般不对外行使权利，而且公诉人作为案件的承办人，其所具有的起诉权、求刑权等都是因为他所具有的国家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所赋予的，所以，不论公诉人针对个案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根据自己对个案情况的掌握综合司法实践经验和法律素养提出的，还是经过检委会批准讨论决定，但是其代表的都是检察机关的意志。

　　其次，“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和方式并未作出严格限制规定，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具体个案情况不同，便于公诉人根据案情把握；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在保证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和被告人量刑辩护权的针对性之间寻求平衡。
　　在公诉人出庭的审理程序中，存在着经过双方举证、质证，发现自己之前所建议的量刑刑期过长或过短的问题的情况。如果公诉人已经将案件的量刑建议书移送法院，且提出的刑期偏短或偏长，那么他是否具有当庭修改自己量刑建议的权利。如果公诉人发现自己先前提交的量刑建议与经过庭审质证后的量刑事实、量刑情节有较大偏差，且超出自己的量刑建议的范围时，部分公诉人会选择在职权范围内当庭修改自己的量刑建议以使其与个案更加契合，但是显然此举会影响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为此，有学者主张“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应当在证据调查完毕后，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为案件事实清楚，同时考虑到保障辩论权的要求和诉讼效率，量刑建议在起诉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为宜”。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尽管充分保障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严肃性，但是对被告人量刑答辩权的充分行使考虑的不够，如果公诉人单纯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因为其无法提前得知具体量刑建议，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量刑意见，在庭审的严肃紧张氛围下，容易出现辩护人和被告人之间对具体量刑答辩存在偏差，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3.将量刑程序纳入审判程序是司法公开性、透明性的要求，而在判决书中要求承办法官对具体个案的量刑理由进行陈述，则是为了增强判决的信服力，加强被告人和公诉人对案件量刑的认同度，在保证个案公正的前提下，提升司法的效率。《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对判决书应怎样对量刑理由加以陈述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一般应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未对判决书中量刑理由的陈述方式进行统一规定，导致法官之间对此条规定的认识存在差异。多见的仍然是办案法官将个案的量刑情节、量刑意见进行简单罗列，简要说明适用不适用理由，然后在判决书直接写明宣告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没有统一规定详细的量刑理由陈述标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于个案法官来说，尽管最高院规定了量刑适用标准，但是其仍然会先根据具体案情，依托多年的办案经验在心中确定一个大概刑期，再反过头去采取按照量刑标准确定基准刑，适用量刑情节增减比例使最终的宣告刑接近先前估堆出来的刑期。尽管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受量刑标准的限制，但是在个案的基准刑确定和量刑情节的适用上还是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果要求其将这些过程全部公开，无疑会使判案法官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司法公开并不是无限度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