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自然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历史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 [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 [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 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总结，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1]、[3]、[4]、[5]、[7][8][12]、[9]、[10]、[11]、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曲跃厚、郑一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5(导论)， 26(导论)，32，4，15，29，17，18
　　[2]马克思、恩格斯(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65.757
　　[6]卢卡奇(匈).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1(脚注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