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格拉底开辟了道路后，阐明自己观点一直就是哲学的首要任务。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1955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文章“规则的两个概念”。功利主义伦理学里可以追溯到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James）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和道德本能纠缠不清的“行为”概念。比如人们宁愿相信被判有罪的恋童癖患者而不愿相信遵纪守法有道德的人。人们希望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或许能让人更加满意。为了那个目的，罗尔斯在“‘总结性的规则’概念和‘实践’概念之间划了界限。前者的好处是提供了“过去决定的总结”，消除每次都要从头开始判断的麻烦。不足之处是直接根据功利原则。总结性规则只不过是经验法则，因此，如果人们违反它比遵守它能产生更好的结果的话，可以而且应该“违反”这些规则。

　　在总结性概念上，“在某个具体事件上的决定在逻辑上先于规则”。在实践概念上，正好相反。实践规则是某些行动的确定性特征，比如板球和棒球比赛，比如承诺和处罚的指令。正因为如此，人们不能简单地决定在某个场合什么选择最好，因而采取什么行动。人们不能回顾某个道德规则的权威，也就是说，直接诉诸于功利原则（utility principle）。个别行为要受控制它们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功利性原则管理的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罗尔斯对诸如偶然性笼统化或者法律般的笼统化的区分是有意义的，虽然他没有把探索从元伦理学（meta-ethical）问题推广到元科学（meta-scientific）问题上。他区分实践和总结性概念的贡献是“增强了功利主义观点的说服力”，虽然没有能把功利主义改变成为“彻底可以辩护的东西”。我认为在两方面他都是对的。由于他的澄清，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区别开来，不仅获得了可靠性，而且在探讨过程中赢得了庄严（gravitas）。但是对那些认为功利主义的整个框架都是误导人的人包括罗斯（W.D. Ross）和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甚至罗尔斯自己在他的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都认为其努力只能到此为止了。而且，罗尔斯增强功利主义观点可靠性是付出了代价的，因为他的澄清使得规则功利主义不仅更不像行为功利主义，而且变得更像其主要对手---规则义务论（rule-deontology）。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罗尔斯的区分或许是祸福兼有的东西，但是对于哲学来说，显然是进步的清晰的，明显的例子。

　　怀疑 vs.进步

　　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历史不是5分钟前开始的呢，以记录或者“记忆”来完成呢？我们怎么知道外部世界不是邪恶的魔鬼为了欺骗我们而创造出来的假象呢？这些问题只能是哲学家可能提出的问题：因为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外部世界，我们就不需要付帐，只需要假装付可能的帐单，而且从原则上讲，我们怎么说清楚它们之间的不同呢？

　　虽然这些问题让人怀疑，但确实有实际上的用途，一方面，就像盖蒂尔的反证显示我们实现的进步并不像我们知道的进步那样多。休谟的怀疑性突袭让他认识到“谨慎和谦逊”的必要性，实际上，在我们的观点前应该加上一个沉默的“假如”（假如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假如这个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假如有外部世界等）。休谟的“温和怀疑主义”（mitigated skepticism）把绝对命题变成了隐含性的条件句。

　　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休谟式的谦逊习惯就好了。我们的文本就可能更加文明，世界也可能更容易和谐相处。这样做根本不需要我们花一分钱，除了我们知道的进步比我们做到的进步多这个傲慢的假设。这是像苏格拉底一样古老的简单教训，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识到。我担心，其实没有多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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