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逊甚至把历史学分为两种类型——形式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他以种族史为例加以说明：形式的史学家必须由语言、由传统、由“考古学发现”、并最终由遗迹和文献，来构造对给定种族来说是特别的成长形式。只有当这个十分必要的形式的历史以其广阔的纲要被建立起来时，理性的史学家才能进入该领域，并指出产生每一个特定阶段的物理的和生物的原因。在皮尔逊看来，形式的历史近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说已经有了它的开普勒和哥白尼，但是必须使之理性化，必须出现牛顿和达尔文，以详尽阐明与已知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完全和谐的历史成长的公理。他渴望能出现“未来的达尔文”，从而达到“历史理性化”的蓝图。[17]也许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著名格言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8]
理性介入科学编史学主要通过这样几条途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编史框架、方法采用、史料取舍、说明诠释。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一）历史信念：诸如客观性、合理性、公正性等等，它在历史中与科学信念在科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虽然较少客观性，但是，我们仍然把力图恢复历史的“本真”（就历史现象或事件而言）和“本心”（就历史底蕴或意义而言）作为追求的鹄的。合理性既体现在理性介入的初衷和过程中，也体现在逻辑重组的结果和归宿中。公正性是历史的操守和贞洁，它与国家主义和辉格主义的历史观格格不入。诚如历史学家甫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迪昂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他任校长)所说：

历史总是具有比较和解的方式，它依然是一门纯洁的、绝对无私的科学。我们应该希望看到它在那些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积怨或复仇要求的平静区域里高扬。我们要求它十足的公正的魅力，公正是历史的贞洁。……我们热爱的历史是如此沉静、如此简朴、如此崇高的学问。……历史不知道党派，也不知道种族仇恨。它只寻求真，它只称颂美，而厌恶战争和贪婪。它不服务于事业，它没有祖国。它不教侵略，它不需要复仇。（[9]，p.48）

（二）预想观念：它相当于科学中的预设或假定。迪昂说过，在所有历史研究的开端，正像在所有实验研究的开端一样，“预想观念是必要的”，它常常启示历史学家做出一些幸运的发现。一旦心目中有了预想观念，就必须把它与文献比较。倘若我们的初始假定被否定，我们就必须考虑所有已知文本另作假定。如此反复不已，历史的真理将会逐渐变得明朗、变得清晰起来。（[9]，pp.42-43）
（三）编史框架：它既是历史研究的框架，也是历史著述的框架；—句话，是对科学史进行逻辑和理性重组的理论框架。拉卡托斯列举了四种“发现逻辑”或“科学方法论”——归纳主义、约定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它们起着“科学诚实性法典”和“编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的作用。因此，“科学史是由一些某种规范的方式经过选取并加以解释的事件组成的历史。”([18]，pp.142-167)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现成的框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课题或语境建构新的框架。
（四）方法采用：它在科学史的理性重构中起重要作用。采用的方法不同，所选择的史料和所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也会有差异。科学史研究方法既能够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19]中借鉴，也有或应该有它自己的独特方法，而且还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创造新方法——因为一切学术探索也是方法的探索。例如，皮尔逊表示，准确的初始条件对于答案的发现必不可少，要用分析和综合法进行理性历史的研究，类比法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功效，他特别强调“化石”（如原始语言中保留的丰富的远古信息）法的神奇作用。[7]迪昂认为，演绎法不能用于历史。其原因在于，人及其问题太复杂、太困难了，以致不能用任何定义约束，由于他在太众多、太精细、太混乱的媒介中运动时无法测量；另一个理由在于，历史不受严格的决定论的支配，结论不能必然地从资料中推出。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p.45）
（五）史料取舍：近现代的科学史料往往浩如烟海，研究者不可能将其原封不动地统统塞入史学著作中。面对一大堆史料，他不得不根据他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以及与所论问题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等等，作出取舍或增删。于是，合理性的价值判断与轻重权衡便须臾不可或缺。劳丹说得好：

问题不仅是哲学假定已经影响了历史著作，而是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历史（与科学一样）是毫无中性资料可言的，并且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对科学中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先已具有的哲学概念的影响。[20]

（六）说明诠释：说明在这里意指对历史事实作出因果说明，诠释意谓基于史料、参照与境对历史事件提供解释，也就是追寻共时事件或历时事件的相关关系。历史有无规律？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样，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也许有迪昂所谓的“伟大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15]，pp.377-378）——它通过各种历史事实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透露出来。不用说，这里的因果关系决不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和一义的因果律，更没有什么决定论。历史中因果关系是鲜见的，是错综复杂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果互动、作用微弱而间接。在历史领域，人们发现的绝大多数关系是相关关系。为此，就需要诠释，历史的目标是诠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史学家的共识。萨顿正是这样看的：

科学史……并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映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21]

库恩对此也有敏锐的见解：“历史是一种诠释性的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而它不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22]他认为，历史学家想要详细说明某一组定律和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他必须发现并说明，这些往往十分奇特而且难以置信的旧原理怎么可能为理智的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持久的科学实践传统的基础；第二，历史学家还必须力求理解信念状况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这一组信念之所以被另一组所取代、研究前沿也随之转移的原因何在。[23]不仅如此，要使历史常新不衰，各个时代的人应该有、而且必须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不断地揭示出历史的当代意义——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拉卡托斯断言：“不带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8]，p.166）不管拉卡托斯所言是言过其实，还是有某种道理，我们的明智抉择无疑应该是：

必须在历史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涉入之间，在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知道，作为主体间可检验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人类的理性和个人的品味（taste）的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某种弱化了的规律性模式的承认。问题在于，要谨防过分地偏执于某一极端。我们既摈弃“剪刀加糨糊”的编史学——杂乱堆积未加选择和鉴别的资料，也反对“鸽子笼的历史学”——或凭空臆想构造洋洋自得的概念框架，或故弄玄虚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前一种编史学是怕费气力的偷懒，后一种编史学是自命不凡的装蒜。二者都是皮尔逊[24]所谓的“市场人”（man of the market-place）的自欺欺人的作俑，“研究人”（man of the study）对此类行为是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的。

怎样才能在实证维和理性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首先，我们决不能用伪造、虚构、篡改、歪曲的材料作为基石和涂料重构历史，这是对研究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其次，把“历史作为对历史的理性重建的检验”（[18]，p.167）。这个命题虽说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基于观察”一样，在逻辑上带有恶性循环的意味，但是在实践中一般而言还是能够较好地把握。再次，“合理性必须是实际事件的合理性，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些虚构事情的合理性。”“必须使自己严格忠实于历史——至少在处理实际情况和实际信念时是如此。”（[20]，pp.180-181）最后，实有必要指出，合理性本身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该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要注意使它与时俱进，灵活地加以领悟和运用。除此而外，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公正的历史研究和保持张力平衡的一个先决条件。迪昂尤其看重这一点：

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可是特别在历史领域，追求真理不仅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