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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7-01 15:38:00

      

      摘 要:本文依据作者的亲身体察和理论反思,并借鉴了诸多史学家的中肯见解,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组成的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的涵义,以及如何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文章表明,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史研究和编撰纲领。
      关键词:科学编史学 实证维度 理性维度 直觉维度 与境维度 张力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and observes & theoretical reflections,by using correct views of many historians for ref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cont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i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signify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various dimensions also is expounded.The paper states clearly that this is a new, original, and effect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ension


    我主要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但是,由于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起步的[1],加之后来“哲人科学家研究”课题[2][的诱导,我一直未失去对科学史的兴趣,曾先后出版了10余部科学思想史或与之相关的专著,主编了《科学发现集》、《哲人科学家丛书》、《科学思想丛书》、《科学巨星丛书》。尤其是对科学编史学理论的关注,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我对库恩[3]、爱因斯坦[4]、马赫[5]、迪昂[6]、皮尔逊[7]、霍耳顿[8]等人的科学编史学思想作过专门的研究,也对萨顿、夸雷(A. Koyré)、巴特菲尔德(H. Butterfeld)、科林伍德(R. G. Colligwood)、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有关思想略知一二。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反思了自己的科学史研究实践和撰写科学思想史论著的体验。在融会贯通二者的基础上,我逐渐形成了“四维空时”及其“张力”的科学编史学进路:把科学的历史放在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的“四维空时”框架内研究、探讨、审视、辨析、理解和编撰,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实证维:确凿的历史资料
    确凿的历史资料(实证资料)是包括科学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史学研究的根基。没有史料,科学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怪迪昂坦言:“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9]难怪费耶阿本德呼吁:“回到史料那里去!”[10]。
    实证资料涵盖实物资料和文本资料。对科学史而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文本资料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实物资料有各种遗迹、器物、实验物品、仪器设备等等。文本资料除了正式发表的论著外,还应包括内部交流材料、会议记录、实验笔记、草稿、手稿,乃至个人通信、私下谈话等等。(对于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中国学人来说,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和非正式的文本资料有诸多困难。)
    在实证维度,仅以文本资料为例,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收集材料、审读文本、恢复历史。在收集资料时,例如为研究某一科学家而收集资料时,首先要收集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该科学家的种种论著和其他材料。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这是描述和立论的根据;没有它们,研究者很难有发言权。第二手资料也比较重要,不管你赞同还是否定它们,它们都具有开阔视野、另辟蹊径、加深解读、启迪思想、激发灵感的作用。背景资料也不可或缺,其意义我们将在讨论与境维时阐述。
    在审读文本时,研究者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原始材料,富有洞察力地审视它们。即使是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即时记载和事后回忆,也不可轻信或全信。因为即时记载会因人而异,事后回忆会有所遗忘、疏漏、歪曲、窜改,而且易于染上当前的色彩。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不同的乃至大相径庭的文本,认真比较,仔细辨析。要像迪昂那样问问自己:

    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段,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并非适得其所地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事件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了他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他们所具有的涵义吗?([9],pp.42-43)

    迪昂就文本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还要求历史学家像检察官面对证人一样面对文本。迪昂的这些告诫对于我们审读文本极具指导意义。
    所谓恢复历史,用库恩的话说,就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他在1987年一篇有名的讲演[11]中,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描绘过去(potraying the past)、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他说:

    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12]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人种学方法是人种学家深入实地调查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也叫做参与观察法。此外,库恩还推荐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理解(verstehen)。其实,迪昂早在1903年就这样实践了:他广泛搜集、严格审读史料,力戒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过去,着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的是正确地鉴别事实在其所在时代具有的真实意义。巴特菲尔德的下述主张,也许是迪昂意图的自然延伸和库恩纲领的绝妙概括:

    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故事。[13]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历史无疑比科学缺少客观性。”[14]因此,人的理性和主观性不可避免地要较多地介入科学编史学。要知道,历史并不是杂多史料的混乱堆积,而且也不能仅在简陋的框架内摆放史料——尽管它们有时也是有用的历史言说方式。退一步讲,即便是档案史和编年史,也有史料的选择和取舍、整体架构的设定等问题,这无疑渗透了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更何况,

    历史不是腐朽的或干瘪的僵尸,也不是供人把玩的老古董。它要出智慧,它要有灵气。要知道,理性潜入编史学,历史便迸发出智慧和魅力;直觉融进编史学,历史便充盈着灵气与活力。科学编史学中的理性维和直觉维于是应运而生。

    理性维:合理的逻辑重组
    理性维要求对史料进行合理的逻辑重组。我们这里所谓的“逻辑”,不仅仅具有逻辑学中的意义,而且也含有合理性和某种弱化的规律性的意义。因此,逻辑重组即理性重组同样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要对史料认真地作逻辑分析,尽可能厘清各种事件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最大限度地作到逻辑、思维、历史三者的统一;其二是要有理性的分析综合能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透过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理性”和“思想”,从而达到史料与理论比翼齐飞、学术共思想圆融一色的境界,以彰显历史的智慧和魅力——历史的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明察现在和展望未来。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立足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点上完成的。
    大凡卓有成就的科学史家,都十分重视理性在科学编史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马赫的科学史研究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启迪思想,发现问题。因此,他的科学编史学不是档案史和编年史,而是思想发展史。在科学思想史中,要求充满理性和思想,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或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一般的科学史中,理性的介入也是很有必要的。正如甫斯特尔着力强调的,历史科学不仅仅在于文献,而在于阅读它们的理智,要防止历史叙述退化为纯粹的传奇和逸事[15]。科林伍德也言之凿凿:

    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16]

    皮尔逊甚至把历史学分为两种类型——形式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他以种族史为例加以说明:形式的史学家必须由语言、由传统、由“考古学发现”、并最终由遗迹和文献,来构造对给定种族来说是特别的成长形式。只有当这个十分必要的形式的历史以其广阔的纲要被建立起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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