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中，实证维是坚实的根基，它展现科学史的“本我”（id）；理性维是“思想的芦苇”，它揭示科学史的“超我”（superego）；直觉维是内心的透视，它洞见科学史的“自我”（ego）；与境维是必要的烘染，它除了作为“绿叶”对“三朵红花”起陪衬作用外，还能拓展科学史的铺陈，加深对科学史的“本心”的领悟和脉搏的把握。在“四维空时”中重构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29]。例如，史料不用说极其重要，但是史学论著又不能停留在材料的堆砌上，必须给其注入另外三个维度的因子。不过，理性决不能妄加僭越，凌驾于实证资料之上而天马行空，建构空中楼阁式的历史或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以自欺欺人。直觉在事前不应无视史料的提示，在事后不能抛开理性的审查。直觉应该弥补理性之不足，理性必须警惕直觉的危险。与境维确实能锦上添花，然而要防止它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

在研究实践中，只要我们在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和与境维构成的“四维空时”中纵横捭阖，又善于随机应变，恰倒好处地调节和平衡各维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准确地理解科学史，明睿地洞见历史精神，写出满意的科学编史学著作来。当然，也不可期望值过高，更不应抱太多的奢望。诚如我在 18年前所写的：“说实在的，要在‘四维空时’中完整地再现科学家思维和科学发现经过的‘世界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科学史研究者必须跨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事实’和为把握事实而必须形成的智力结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鸿沟。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答案往往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得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不是正确图象的必然性，而是正确图象的较好的或然性。”（[4]，p.251）

[参 考 文 献]
[1] 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由于在作硕士论文时收集的资料很多，我在此基础上很快撰写了《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1版。该书在几年内至少重印6次，发行10余万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先后出版了10部著作和9部译著。其中最重要的专著是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爱因斯坦》（1998）、《皮尔逊》（1998）。
[3] 李醒民：“评库恩的科学史观”，《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0卷（1991），第2期，第119-125页。
[4]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1994年7月第1版，第248-251页；1997年7月第2次印刷，第247-250页。
[5] 参见李醒民：《马赫》，第25-34页。
[6] 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9卷（1997），第2期，第38-47页。也可参见《迪昂》第407-450页。
[7] 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我曾为《皮尔逊》写过“（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观念”一节，后因篇幅关系删去，现待发表。
[8] 李醒民等主编：《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科学发现个例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88年第1版，第16-19页。该书于1998年以《科学发现集》为书名再版并多次印刷，参见第17-20页。
[9] P. Duhem， 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 Salle Illinois，U.S.A.，1991，p.41.
[10] 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武汉），1982年第1版，第228页
[11] T.S. 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amorial Lectures，1987.Type-script.
[12] 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是指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但却可以作为真实的东西而相信。与此词相近的一个词是真理主张（truth claims）。
[13] L.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3年第1版，第241页。
[14]《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1版，第622页。
[15] S. L. Jaki， Uneasy Genius: 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Dordrecht， 1985， p.376.
[16] 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1版，第ix页。
[17] K.Pearson， 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dam and Charles Black， New York，1901，pp.380，414.
[18]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欧阳绛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第1版，第141页。
[19] 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

[20] L.劳丹：《进步极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4页。
[21]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第1版，第18页。
[22]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81年第1版，第14-15页。
[23]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纪树立译，《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0卷（1988），第5期，第16-25页。
[24] 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22卷（2000），第1期，第21-28页。
[25] 参见李醒民：《迪昂》，第147-154，248-267页。
[26]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页
[27] R. M. Brian， Maiocchi on Duhem， Howard on Duhem and Einstein: Historiographical Comments， Synthese， 83(1990)，pp.401-408.
[28] G.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0年第1版，第1-16页，序。
[29]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f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Moscow，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