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中叶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以后，罗马天主教会日益强化对西欧教、俗各界的控制。从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的罗马教会无论到卜尼法斯八世（1291—1303年）的罗马教会全权论，罗马教会借鉴罗马法制订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教会法。教会法学家们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已经取得的法人社团地位，而且在观念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在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手中进一步明确化，并且被纳入他们围绕教阶制阐发的政治思想。”（注：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页。）他们在使徒保罗训诫的启发下（注：《圣经·保罗达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2—13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这种观念可追溯到荷马时代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把基督教会视为“基督的神妙身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它不仅具有统一性，而且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基督教会高于基督徒个人并成为非物质的存在体，这种具有人格的身体的观念，与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结合，在法律上直接导致了新的明确的法人概念——基督教会是一个单独的具有人格的法人，它等同于基督，存在于天国和精神的层面。这样，罗马法中“暗含的原则”被明晰化，法人就是法律拟制的人，它与其中的单个成员区别开来而获得了单独的存在形式。“这种观念出现于格雷先，随后由英诺森四世精心完成。在他们看来，教会是一个拟制的人（a person ficta），一个法人（a juristic person）”（注：M. J. 韦尔克斯：《中世纪晚期的主权问题》（M. J. Wilks，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24页。格雷先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法律教授，约于1140年编纂《教令集》（Decretum），它成为中世纪各大学的教科书，对欧洲各国法律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参见R. W. 索恩：《中世纪的形成》（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5页。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把拟制理论（the fiction theory）嫁接到罗马法的特许理论之上，明确提出教会是一个拟制的人的观点，这不仅有助于区分简单群体（the mere group）和观念单位，而且为观念单位发展成为法人奠定了基础，因而被称为“近代法人理论之父”。参见F. 波洛克和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494页；W. W. 布克兰德和阿诺德·D.麦克尼尔：《罗马法与普通法》，第57页；J. 瓦特·琼斯：《法理史导论》（J. Walter Jone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Law），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167页。）。此后，基督教会“神妙身体”说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Unam Sanctam”诏书（1302年）中被正式认可。在罗马教会全权论的基础上，“教会本身是一个单独的法人，又是法人等级体系中最高级的法人。从整个世界到最低级的政治单位即村庄或庄园，中间包括王国、省和城市，共同构成法人等级体系。每个这样的共同体都既是国家的又是教会的法人：普世的教会就是普世的帝国，王国也就等于是大主教的省，城市是主教的辖区，村庄则是教区”（注：M. J. 韦尔克斯：《中世纪晚期的主权问题》，第28页。）。可见，教会法中的法人日益演变为拟人化的机构，而不是联合起来的人的集团。

　　基督教会在罗马法的影响下，不仅围绕教阶制阐发了明确的法人观念和原则，而且围绕教会的财产创制了新型的法人形式。早在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统治时期（306—337年），基督教会不仅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享有财产权利，从而成为法人社团（注：杨共乐：《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从罗马帝国晚期以来，基督教会为了向欧洲各地传播其信仰，在很多地方利用其所接受的捐赠财产设立了慈善机构，如医院、养育院等，从而创设了“基金会”（fondazione）（注：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50页。）。把财产的集合视为权利主体的观念是基督教会以罗马法为基础进行的创新。这种观念随着基督教会的发展而日益明确。格列高利七世曾明确宣布：“任何一件东西由天主意旨而成为教会的财产后，虽然它的使用权可以出让，它的主权——除了经过合法赠赐外——则不能因时间久长而丧失。”（注：王任光编译：《西洋中古史史料选译》第2辑，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61页。）但在当时，这种财产集合而成的慈善机构仍然从属于教会，并随着教会势力的兴盛而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在教会法中，法人社团不仅拥有完整的人格，而且具有了神圣性和超越性，从而深化了罗马法中的社团观念，明确提出了法人观念。财产被人格化的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展。因此，法人的概念化过程是在新教会法的编纂过程中得以完成的。

　　教会法学家的法人观念为教会无误论和全权论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为巩固教阶等级体制从而加强罗马教皇的权力奠定了理论基础。教会作为法人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教会法人不仅像自然人一样有头脑和四肢，其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而且它被等同于基督，从而获得了永恒存在的合法性。近代法人的永续性特征即根源于此。因此，法人的概念化以及相应的法人观念的形成在维护当时的教会神权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罗马教皇试图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共和国”（a Christian Commonwealth）（注：J. 爱伦堡：《公民社会：一种观念的批评史》（John Ehrenberg，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纽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1页。）的有力思想武器。然而，随着十字军神话的破灭，教皇的权力和权威日益下降，世俗国家力量逐渐兴起，各国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各自内部的封建等级秩序。教皇借以加强其神权政治统治的法人观念被世俗国家的君主们借用过来，成为构建独立的世俗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教会法人观念在实践上日趋破产。在教会法人观念的世俗化进程中，英国的法人观念逐渐形成。

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二、法人观念的英国化：从布雷克顿到爱德华四世

　　作为日耳曼人分支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习惯法基础上编纂成文法典晚于欧洲大陆。这种落后局面促使英国法律在很多方面借鉴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观念和原则。罗马法对英国的影响较早，在5世纪末6世纪初，西哥特国王阿拉利克二世（484—507年在位）时期编纂的《阿拉利克罗马法辑要》在英吉利就“很有名”（注：由嵘：《日耳曼法简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诺曼征服之际，罗马法开始复兴，从12世纪起英国受到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影响（注：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2页。）。随着新教会法的编纂和实施，它对英国法律的影响后来居上。

12—13世纪教会法庭在英国出现，“直到13世纪末叶中央集权化过程完成时，促进中央集权形成的王室法官们绝大多数仍然是具有教会法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神职人员”（注：S. F. C. 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教会法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深刻影响了英国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注：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