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王的政治身体视为法人的观念，与国家拟人化的观念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尽管二者都受到法人观念的影响，但国家作为政治体，其成员是全体民众，国王只是其中的一员。国王和他的臣民共同构成国家的政治体（注：罗纳尔德·H. 弗利茨主编：《都铎英国历史辞典》（Ronald H. Fritze， ed. ，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dor England，1485—1603），格林伍德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在国王两体论中，尽管国王的自然身体有局限，但他作为法人来统治国家的权力和尊严则没有局限。这就为国王寻找各种社会历史依据来强化王权提供了借口，但也为明确区分国王的权利与权力，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奠定了基础。

　　到了都铎后期，法人观念向经济领域渗透，出现了公司法人观念。这一时期法人观念实现了与赢利性商业组织的结合，从而使其获得了相应的法人权利。这种法人权利“在1505年冒险商人的特许状中，或者在亨利八世授予安达卢西亚商人的特权中，它们并不明确，但伊丽莎白在1564年把它们充分地授予了冒险商人。从她统治时期以来，贸易者法人的轮廓开始形成”（注：塞西尔·T. 卡尔编：《贸易公司特许状选编》（Cecil T. Carr， ed. ， Select Charters of Trading Companies），纽约1970年版，导论，第13页。）。根据当时人写的一篇《论法人》文献，经济领域的法人是这样界定的：“法人是指国王或君主把从事某种贸易、行业或职业的团体（Societie）视为一个实体（one bodie）的单位（an vnitinge），它有权制定有关该贸易、行业或职业的法律和规章，其中的每个成员必须服从”，“在该定义中，我无意涵盖那种法律名义下的所有政治体（bodies politique）”，而只包括从事对外贸易和一些国内贸易的法人（注：R. H. 陶尼和艾林·鲍威尔编：《都铎经济文献》（R. H. Tawney and Eileen Power， eds.， Tudor Economic Documents）第3卷，朗曼1953年版，第265—26页。）。贸易法人是王室特许的合股公司，尽管它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公司，而只是执行国家重商主义政策进行海外贸易和扩张的工具，但它的法人地位和治理结构为近代公司制度奠定了基础（注：J. 伊特韦尔、M. 米尔盖特和P. 纽曼编：《新帕格雷夫经济学辞典》（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Peter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第1卷，麦克米兰1987年版，第676页。商业法人组织的形成体现了更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它是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法人概念与商业组织相结合的结果，是英国人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重要制度创新。参见O. 吉尔克：《中世纪政治理论》（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波士顿1959年版，译者前言，第21—23页；R. 哈里斯：《工业化中的英国法律》（Ron Harris， Industrializing English Law: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1720—1844），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因此，从都铎后期开始，英国经济领域的corporation才可以称为“公司”。可见，都铎英国的法人观念被运用到了更加广泛的世俗领域。当时的法人被划分为三类：公共法人（Societies and bodies publique），指政治性的组织机构；普通法人（universal Corporacions），指市镇的自治组织；私人法人（priuate Societies and Companies），指工商业贸易领域的经济组织（注：R. H. 陶尼和艾林·鲍威尔编：《都铎经济文献》第3卷，第275—276页。）。这种把公共法人和私人法人加以区分的观念，受到了欧洲大陆罗马法复兴运动影响，但把市镇的自治组织单列为一类法人，是英国人自己的创造。随着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态的演进，这种“普通法人”在17世纪以后逐渐被国家吸收，成为一级地方政府机构（注：J. 莱德里希和F. W. 赫斯特：《英国地方政府》（Josef Redlich and Francis W. Hirst，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伦敦1903年版，第34—35页。）。法人的分类也随之发生改变。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法人观念的转变是英国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法人在其相应的特权范围内活动，从而形成了某种社会转型时期的均衡局面。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对这一时期英国法人的兴起予以很高评价：“在国民的繁荣期，这些小团体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并且出现在其活动力还持续的场合。在这种场合，统一、多重秩序与自由处于最完整的均衡状态。但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国家就将小法人团体全部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一个国民仅仅被当作彼此没有联系的个人而与中央集权相对立，则这个国民可以说不过是一粒微尘，它的生活是落后的，一旦遭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就会立即崩溃。上述的这种均衡在英国最早、最踏实地得到实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9页。）法人观念的转变与后来出现的社会契约观念的有机结合，不仅保障了个人的主体权利，而且为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国家观念和王权思想的转变，都铎王朝后期开始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观念转变过程（注：S.阿尔弗德：《从等级到国家，从臣民到公民？——都铎后期的一些词汇》（Stephen Alford，“From Estate to State，Subject to Citizen? Some Later Tudor Vocabularies”），载《历史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第15卷，2002年第1期。）。近代公民社会的起源与此密切相关。经济领域法人的兴起不仅推动了英国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为英国殖民扩张准备了制度条件。因此，都铎时期法人观念的转变影响深远，对我们重新认识英国何以能够较早地向近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法人观念的近代化：从霍布斯到布莱克斯通

　　17世纪英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变革与社会重建的过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加速了17世纪后期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商业革命”（注：P. 爱德华兹：《英国现代国家的形成》（Philip Edwards，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English State， 1460—1660），帕格雷夫2001年版，第401页。R. 布伦纳：《商人与革命》（Robert Brenner，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716页。），由此带来了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变革。在此基础上，18世纪近代英国法人观念开始形成。

国家法人观念的形成是英国法人观念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托马斯·霍布斯从自然法哲学出发，把法人观念和国家观念结合起来，明确地把国家视为“一个人格”，“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这样，国家就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法人，它是绝对的和独立的。无论是按约建立或以力取得的国家，主权者经过全体民众的授权而成为国家人格的承担者。作为代表全体民众、承担国家人格的人，并非必然为一个人，“因为代表者必然不是一个人便是许多人。如果是许多人，便不是全体组成的会议，就是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注：霍布斯：《利维坦》，第142页。）。这样，都铎时期的国家拟人化观念和国王两体论，在霍布斯那里被融合在一起。国家法人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重大转变，它“标志着长达一个世纪的把公共权力视为个人特权的终结”（注：W. M. 斯皮尔曼：《欧洲政治思想：1600—1700年》（W. M. Spellma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1600—1700），麦克米兰1998年版，第158页。都铎王朝时期一直没有明确拟人化的国家政治体和作为法人的国王政治身体之间的关系，国王特权逐渐膨胀甚至被绝对化。这种趋势延续到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成为英国爆发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C. C. 韦斯顿和J. R. 格林贝格：《臣民与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