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产生时起就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团体或集团，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性使然。但是，它们获得与自然人一样的法律人格，则是随着法人观念的演变才逐步出现的新现象。较早的法人现象可能是梅因所说的“家族”，在“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运动中，基于家族的团体本位法律习惯随着罗马万民法的出现而被冲淡（注：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4—105页；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在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初次尝试把社会团体“个人化”，使之享有类似自然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真正实现观念突破的是教会法，而不是繁荣于16—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在11世纪中后期，随着罗马教皇权力的崛起，基督教会首次被明确地视为一个人，一个拟制的人。法人观念正式诞生，社会团体“个人化”在观念上得以完成。在自然法哲学和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影响下，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推动了个人解放运动，而且推动了个人“社会团体化”，独立的个体开始在自然法和契约观念指导下走向新的联合。在日益强大的个人力量推动下，传统的个人从“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转变为独立的个人，“各种社会结合的形式”成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3—734页。）。社会团体“个人化”与个人“社会团体化”合流。这一点最早在英国得以实现。英国个人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主义意识的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注：阿兰·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pidualism），巴西尔·布莱克韦尔1978年版，第187—189页。）。个人本位法律观念在改造传统的团体本位观念的同时，法人社团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这就是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本质特征。

　　恩格斯曾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注：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5页。）。社会与政治的分离，是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一步。这一步最终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得以完成（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英国的社会因素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而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是英国走向近代社会的新起点。法人社团和国家法人被视为类似于自然人的个体，表明了个人本位法律的胜利；个人的主体权利则在法人观念中得到保护和成长。因此，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是理解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不仅如此，美国在继承英国近代法人观念的基础上，19世纪初纽约州颁布的普通公司法引起了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公司革命”（corporate revolution）（注：L. M. 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L.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纽约1973年版，第68页；《新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5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80年版，第183页。）。公司法人的设立程序被简化，现代公司制度的准则主义取代了传统的特许主义，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但是，法人的创设不仅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财产权的非个人化”过程（注：约翰·R.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页。）。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原则，在法人个人化的名义下得以实现，而又在个人法人化的事实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