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复杂而独特。在罗马法的基础上，随着罗马法复兴和新教会法的编纂，法人概念得以明确。尽管英国的法人观念深受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影响，但是日耳曼团体本位观念仍被吸收和继承下来。从亨利四世到爱德华四世，英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人观念。都铎英国出现的国家拟人化观念、国王法人观念、公司法人观念是一场重大的法人观念变革。经过17世纪法人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布莱克斯通完成了英国法人观念向近代的转变。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是理解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新视角。

【摘 要 题】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关 键 词】近代/英国/法人/人格

【正 文】
　　在英国，法人（corporation）又称法人社团，它是指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多人合并成为一个独立法律人格的观念，从希腊到罗马、欧洲大陆再到英国，绵延不绝。最初，在英国这种永久性的独立团体限于宗教、市政和慈善社团，它们的存在获得了国王的许可。消极投资人团体的共同所有权观念产生于合股贸易公司，例如17世纪初的东印度公司（一种垄断特许权）。”（注：刘易斯·D. 索罗门和阿兰·R. 帕儿米特：《公司法人：实例与解释》（Lewis D. Solomon and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 and Explanations），阿斯本法律与商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为近代英国法律体系化、制度化奠定基础的布莱克斯通，在他的《英国法释义》中首次系统阐释了英国法人问题（注：怀恩·莫里森编：《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Wayne Morrison， ed.，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卷，卡文迪什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61—374页。）。此后，随着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兴起和传播，H. 梅因、F. W. 梅特兰、W. S. 霍兹华斯、O. 吉尔克、M.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对法人问题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哈罗德·J. 伯尔曼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法人概念是罗马法、教会法和日耳曼法中不同的社团（universitas）概念相互竞争的结果，11 世纪晚期以来教会法吸收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观念，首先形成了有意识的、系统化的“社团法律体系”（注：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7页。）。但是，很少有人就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本文将在追溯罗马法和教会法法人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英国历史变迁，着重探讨13世纪以来英国法人观念的演变，以说明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影响。

　　　　　　一、法人的概念化：从罗马法到教会法

　　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复兴时期。法人社团的观念早在罗马法的人法中已初露端倪。随着11世纪末以来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深入展开，尽管英国没有走上全面复兴罗马法的道路，但罗马法的一些观念和原则逐渐被引进英国，特别是“遗嘱、人、法人、契约、商法、海商法等部分都直接间接、程度不同地受到罗马法影响”（注：由嵘：《试论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法律史论丛》（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

　　在罗马法中，国家、自治城市以及宗教团体、行业团体等都被视为社团。社团（universitas或associazione）被视为一个观念单位（ideal unit），它必须通过获得特许状（charter）的明确授权才能够成立， 由此形成了罗马法中的特许理论（concession theory）。这种观念单位还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人（注：W. W. 布克兰德和阿诺德·D. 麦克尼尔：《罗马法与普通法》（W. W. Bukland and Arnold D. Mcnair， Roman Law and Common Law），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6页。）。其基本原则是：“由数人组成的‘社团’（associazione），这种社团有着一个宗旨，而且其总体被承认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而不依单个人及其更替变化为转移”，这就把法人社团与自然人区别开来，并使法人与自然人一样成为权利义务主体。但是，“在古典语言中，没有一个集合名词既指真正私人的团体，又包含政治行政性机构”（注：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在《民法大全》中，社团即使具有法律能力，也从未被称为人（注：W. W. 布克兰德和阿诺德·D.麦克尼尔：《罗马法与普通法》，第54—55页；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I.2.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第97页以后各页。其中明确阐述了关于权利主体“人”的界定以及关于社团的规定。）。法人观念只是其中“暗含的原则”，在罗马法复兴运动中，它通过教会法的编纂而被移植和改造。

11世纪中叶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以后，罗马天主教会日益强化对西欧教、俗各界的控制。从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的罗马教会无论到卜尼法斯八世（1291—1303年）的罗马教会全权论，罗马教会借鉴罗马法制订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教会法。教会法学家们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已经取得的法人社团地位，而且在观念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在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手中进一步明确化，并且被纳入他们围绕教阶制阐发的政治思想。”（注：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页。）他们在使徒保罗训诫的启发下（注：《圣经·保罗达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2—13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这种观念可追溯到荷马时代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把基督教会视为“基督的神妙身体”（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它不仅具有统一性，而且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基督教会高于基督徒个人并成为非物质的存在体，这种具有人格的身体的观念，与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结合，在法律上直接导致了新的明确的法人概念——基督教会是一个单独的具有人格的法人，它等同于基督，存在于天国和精神的层面。这样，罗马法中“暗含的原则”被明晰化，法人就是法律拟制的人，它与其中的单个成员区别开来而获得了单独的存在形式。“这种观念出现于格雷先，随后由英诺森四世精心完成。在他们看来，教会是一个拟制的人（a person ficta），一个法人（a juristic person）”（注：M. J. 韦尔克斯：《中世纪晚期的主权问题》（M. J. Wilks，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24页。格雷先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法律教授，约于1140年编纂《教令集》（Decretum），它成为中世纪各大学的教科书，对欧洲各国法律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参见R. W. 索恩：《中世纪的形成》（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5页。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把拟制理论（the fiction theory）嫁接到罗马法的特许理论之上，明确提出教会是一个拟制的人的观点，这不仅有助于区分简单群体（the mere group）和观念单位，而且为观念单位发展成为法人奠定了基础，因而被称为“近代法人理论之父”。参见F. 波洛克和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