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年），“corporation”和“body corporate”首次出现在公共文件中（注：约瑟夫·斯特拉耶主编：《中世纪辞典》（Joseph R. Strayer， ed. ，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第3卷，纽约1989年版，第607页。）。从此，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法人概念开始出现于15世纪，并日益广泛地被运用于世俗领域。这一概念不仅被明确应用于宗教慈善兄弟会，而且正式出现在较大的市镇（borough）以及行会或公会等所获得的特许状中（注：A. E. 布兰德、P. A. 布朗和R. H. 陶尼：《英国经济史文献选》（A. E. Bland， P. A. Brown and R. H. Tawney， eds. ，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伦敦1915年版，第148—150页。亨利四世在颁发给诺丁汉的特许状中正式授予其法人地位。参见C. 斯蒂芬森和F. G. 玛尔查姆：《英国宪政史资料》（Carl Stephenson and Frederick George Marcham， eds. ， 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纽约和伦敦1937年版，第290—291页；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法人概念的外延从原来的教会日益扩大到广泛的世俗领域。法人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了。法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成立法人必须获得国王的特许，并以共同图记而行动，起诉或应诉；法人是不可见的、无形的、永存的；它不会受到伤害、殴打或监禁。这样，“它既是一个人又是一个名称，简而言之，它是拟制的人”（注：F. 波洛克和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第1卷，第491页。）。法人被认为是由首领和成员共同组成，首领的同意是法人行为的前提；法人的成员不对法人的债负责，而由法人本身以其土地和财物负责。这些观念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1461—1483年）得以明确（注：F. 波洛克和F. W. 梅特兰：《英国法律史》第1卷，第492页。）。但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关于法人的分类、法人的撤销条件、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与限制等方面的认识。

　　法人观念的英国化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早期来看，英国城市共同体观念与教会法人观念并存，这反映了11至13世纪西欧城市复兴运动中形成的一个共同特征（注：A. 布莱克：《12世纪以来欧洲政治思想中的行会与公民社会》（Antony Black， 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梅休恩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5页。）。但由于英国王权从诺曼征服以来就比较强大，普通法形成也比较早，城市共同体观念逐渐被法人观念取代。国王把教会的法人观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及其他世俗领域，这是法人观念英国化的重要特征。法人成为在各种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服从于王权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城市法人观念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保护城市自身的特权，而且有利于王权的成长和强化，从而使城市成为一股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为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积累了条件。

　　　　　　三、法人观念的转变：都铎王朝时期

　　15世纪末随着都铎王朝登上英国历史舞台，随着王权的强化，法人观念向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组织领域渗透，从而对国家观念、王权思想和公司观念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法人观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都铎前期，整个国家开始被视为像自然人一样，它具有肉体和灵魂。它的肉体是指政治上的身体即政治体（politic body），“这个身体不是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民众，即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每个共同体（commonalty）的公民成员。类似于灵魂之物则是国家的秩序和睿智的法律”，“其心脏是国家的君主、国王和统治者，无论它是一个还是多个，依据共同体和政治国家的统治方式而定。因为有的是由一个国王来统治，有的是由一些贤明者组成的议会来统治，有的则是由全体民众共同统治”（注：C. H. 威廉斯：《英国历史文献》（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伦敦1967年版，第296—297页。尽管柏拉图早已提出国家是一个如同人体的整体，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但在教会法人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下，古典时代的传统得到改造和发展。受教会神妙身体论的影响，美男子菲利浦统治时期（1285—1314年）的法国就出现了国家是一个类似于教会的神妙身体的思想。在英国，直至都铎王朝时期才出现了类似的观念。都铎时期的国家拟人化观念在继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了日耳曼的共同体观念，而且融合了教会法人和其他社团法人的观念，反映了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历程。参见约瑟夫·斯特拉耶主编：《中世纪辞典》第7卷，第267页；柏拉图：《理想国》（Plato， The Republi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4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对政治体及其灵魂的认识成为都铎前期思想家批评社会政治现实中的弊端，从而描绘理想社会政治蓝图的有力武器。托马斯·莫尔以及当时的“共和国人”（the commonwealth men）的社会政治思想都与此密切相关（注：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22页；C. H. 威廉斯：《英国历史文献》，第295页。）。
　　在法人观念的影响下，都铎王权思想急剧变革，国王两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使国王成为一个法人。国王两体论起源于西欧中世纪早期，教皇大格列高利（Pope 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年）最早明确区分了国王的职位和国王本人。（注：约瑟夫·斯特拉耶主编：《中世纪辞典》第7卷，第260页。）都铎前期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引发了人们对国王和王权的深入思考。在传统王权思想的基础上，国王被认为有两个身体，即自然身体（body natural）和政治身体（body politic）。作为政治身体，“国王是一个连续的名称，只要民众继续存在，它作为（依法律推定）民众的领袖和统治者将永远持续下去，在这个名称上，国王永不死亡。所以，作为国王的人的死亡在法律上被称为国王的传位（demise）而不是国王的死亡”，“尽管他作为自然身体死亡了，但与之相关的国王之名称永续”（注：C. H. 威廉斯：《英国历史文献》，第579页。）。可见，国王既是一个自然个体，又是一个具有人格的法人。这样，国王成了一个独特的、由单个自然人组成的法人，这实在是英国人独有的智慧。近代英国独体法人（corporation sole）的观念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