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带有十分明显的过渡性与策略性。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对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4]与过渡性和策略性相适应，对包括国家根本任务之规定在内的宪法条款的修改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这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得到充分的表露：“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来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 [5]可以这样说，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直接受执政党基于对时局的政治判断而形成的政策的影响，在其酝酿与产生的过程中就注定了它不是一个稳定与长远的国家发展纲要。对此，林来梵教授评价到：“我国1954年宪法乃是一部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政策性宣言，其自豪感是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流露的，其使命感是在对未来的规划中迸发的。如此宪法观念诚然与立宪主义的规范使命南辕北辙。” [6]

　　如果说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很难具备法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品格，那么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更是某种狂热的和极端错误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部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体现，更难说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与政治选择。作为宪法上的一种根本性规定，其形成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也是颇受质疑的。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国家根本任务的法定化，必须依藉人民在掌握相关资讯的前提下进行深入、公开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并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更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它在本质上也不适合于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国家根本任务是建立在充分的政治讨论以及深刻的政治远见的基础上的。当然，对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持完全否认的观点也不足取，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 [7]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规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起国家来说，在宪法中以国家根本任务的形式合理地确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纲要并非是多余之举。问题不在于是否规定，而在于如何规定才能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协调起来。国家根本任务不仅仅因为被写在作为根本法与最高法的宪法里而具有神圣性与权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应当是国家理性的体现。 [8]如果将国家根本任务予以宪法化，就必须使其在理性上契合国家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能将其定位于落实特定国家政策的工具与手段上，国家根本任务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乃是其作为宪法中的根本法应该具备的品格。

　　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不仅与前三部宪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而且其本身在四次修宪中也不断地得到完善。[9]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是基于对本国所处的历史相位作出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历史相位之下，所确定的国家根本任务既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政策性目标，也不是无法预见到何时才能实现的十分宏大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国家根本任务的长期性与相对稳定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以及各项事业比较落后，国家根本任务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比较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均是值得在宪法上予以确认的价值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标，诸如，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这使得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意志，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与理性的表达。毫无疑问，与前三部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具备了宪法作为法而应该具备的规范品格。这也是对其进行宪法言说所不可忽视的前提性条件。

　　三、国家根本任务与国家目的

　　作为我国宪法序言之核心内容的国家根本任务，虽贵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法之一，但其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为宪法的灵魂，[10]在宪法学上实有慎思的必要。笔者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根本法地位不能孤立地从其自身予以理解。从内容构成上看，其内部也存在着目标与手段的结构关系。在维持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可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内容重述为：“国家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国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与“富强、民主、文明”这些重要的价值目标相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都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如果从体系化的角度看，不仅“两个坚持”在国家根本任务的内部结构中只具有手段性质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即便是整体性的“富强、民主、文明”目标，在整部宪法中也要受到更高价值的统辖。

　　（一）国家根本任务从属于国家目的

　　从价值序列上看，与国家根本任务相比，国家目的则是宪法上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对于宪法法教义学来说，国家目的问题无疑具有终极性与前提性。申言之，在对作为整部宪法之价值指针的国家目的缺少明确的宪法界定的情形下，无论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宪法学研究中，均确实存在着将国家根本任务予以绝对化理解的倾向。如果此种情形未予以改观，对于以解释和体系化为工作内容的宪法法教义学来说，所有的精细化作业将会走向何处，势必令人忧虑重重。

　　笔者甚至认为，国家目的乃是充盈凯尔森为整个法律体系提供根基的“基础规范”的核心要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目的？所谓国家目的就是国家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或者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意义。而国家根本任务则是实现国家目的而确定的更为具体的目标，相对于国家目的，国家根本任务具有方式、方法或手段性质。因此，在法秩序内，两者是不同层次上的价值诉求。国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各项职能均应围绕国家目的而展开。也就是说，国家目的不仅是为国家根本任务指明方向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也是证明国家存在以及管理国家的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究竟国家目的包含哪些内容，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近代宪法（即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诞生之前，国家目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都是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根本利益。而在近代立宪主义宪法产生之后，国家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内涵不仅由一些经典作家予以阐发，而且也往往在成文宪法中得以表述，此时国家目的在内涵上基本上是一个等同于制宪目的的概念。美国宪法序言以十分精炼的语言概述了美国宪法的制宪目的。在立宪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制宪目的本身也就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同时，国家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务必须以国家目的为指针，必须围绕着这种由明确宣示的目的——建立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保证公民